2025-06-26 新闻动态 62
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一条电话塞绳，一段破损的耳机，一句凝固在凌晨3:42的记录，定格了唐山地震发生时，静默却充满力量的瞬间。
高东丽，究竟是如何在废墟中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呢？
1954年盛夏，北京丰台的一个军人家庭迎来了一个女婴，她便是高东丽。父亲曾在野战军担任通信兵，常年灌输给她“干啥都得靠得住”的道理。
展开剩余88%初中毕业后，班里的同学们陆续开始工作，而她被分配到副食店，负责切肉和搬运物品。每天都穿着围裙，站在冷柜旁工作，没干多久，她觉得这样的工作让自己看起来毫无前途。
1971年，部队开始招募新兵，她第一个报名参军。然而，家人却表示反对，认为作为女孩她承受不了那种艰苦的环境。她默默地没有反驳。
三个月后，她终于穿上了军装，被分配到空军通信连，职位是“守机员”。
她记得进连队的第一天，自己就愣住了。总机房的景象仿佛一个钢铁迷宫，面板上有180个号码孔，数百个符号密密麻麻地排列。
插错一次，整个通信链路就会断掉。老兵告诉她：“总机操作不仅需要眼快手稳，还必须记住每个单位的临时代号、专线走向、值班频次。”
她将这些信息一页页地抄下来，坚持了三天，最终背得滚瓜烂熟，连班长都为她的记忆力感到吃惊。她的学习方法很简单：边背边练，每晚独自坐在床边，用洗脸盆盖模拟插孔，一边插拔，一边练习联接的顺序。
在值班室的灯光熄灭后，她还躲进厕所，用手电筒继续复习。
1972年冬，她正式成为全连第一个能独立值战备班的新兵。北方的冬天寒冷刺骨，半夜时，室温只有零下十几度。她要戴两层手套操作，还得掀开耳罩，竖起耳朵听音频波段。
1976年初，工作调动将她派往唐山空军某部，新的总机设备也进行了升级，改用了新式板机。她不等技术员讲解，便拿起说明书，自己动手拆卸电路板，按照接线图一步步装配。工兵们都被她的做法惊呆了。
对设备熟悉后，她依然没有松懈，独自一人工作时，机房里没人陪伴，只有低频的嗡嗡声伴随着她12小时连轴转。每错一个插头，就必须重拨整条链路。她能连续站四小时操作，不喝水，不上厕所，目光死死地盯着信号灯，哪怕是微弱的闪烁，她也能察觉到“线路抖动”。
1976年6月，部队批准她回家探亲。她拿到假条时，却毫不犹豫地撕了掉。农场的猪圈需要人手，她第一时间报名去帮忙。踩进半米厚的粪池，她也没有一声抱怨。
养猪归来后，她依旧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值班，7月，她被安排了一个夜班。没人知道，这一夜，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班守机。
1976年7月27日深夜，唐山的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机房的空调半停，温度计显示32℃，空气仿佛被封住了。高东丽仍在值班，窗外没有风，机器轻微地震动着，然而她并未察觉到任何异样。
直到凌晨3:30，面板上突然有一盏指示灯闪烁了一下，没达到信号周期。她停顿了一秒，紧紧盯住面板。十分钟后，指示灯开始连续闪烁。
她迅速拿起电话塞绳接通，但没有信号回传，线路仿佛被拦截，又像是受到了地磁干扰。她立即联想到了几个月前参加演习时，学习过的地震异常信号资料。“地磁波异常”似乎正是她眼前的情形。她没有呼叫别人，而是果断将指挥所、航调、军区专线全部预拨进待命状态。
凌晨3:42，地动山摇，砖墙发出一声沉闷的爆响，楼板迅速下沉。
然而，她没有逃跑，而是迅速转身，抓起面板上的三根电话塞绳。左手插向空军指挥所的线路，右手插通航行调度系统，而第三根塞绳，她咬在嘴里，接入了北京的中继线。
3:45，电话接通，她没等对方发话，便急促地喊：“唐山地震，立即启动应急调度。”
她快速操作航调和机场连线系统，仅用了五秒钟就将信息传递到四个关键单位。
这时，机房已晃成一片，墙皮四处飞溅，照明全部断电。她仍坚持插拨连接，凭借记忆接通机场备用线路。最后一次拨号刚刚发出信号请求，承重墙猛地倒下，操作台应声塌陷。
那一刻，她没有躲避，而是身体挡住了面板，双腿紧紧夹住值班日志本，左臂依然保持插塞的姿势，右手紧握电键。
没人亲眼看到她最后的三十秒，但电讯部门后台的数据记录显示，凌晨3:46，一条警报信号通过她最后启动的备用线路成功传至北京，信号持续了6秒。
这就是唐山空军指挥系统中，唯一一次完成闭环通信的信号释放。
地震过后的唐山，几乎成了一座“死城”。在十几秒钟内，市区几乎被夷为平地，空军指挥部所在的平房建筑群变成了一堆断裂的钢筋和瓦砾。总机房所在的小楼，也是最早倒塌的几栋之一。
震感稍微减弱后，一些幸存的战士从废墟中爬出，有的光着脚，有的浑身是血。他们本能地聚集在一起，却发现少了一个人。
“高东丽没出来。”
一个战士喊了一声，没有人回应，另一名战士拿起铁棍，开始刨开废墟。
他们知道高东丽当时正在值班，通过推测她的岗位位置，判断她应该就被埋在那块断裂的墙下。
七八个战士翻动废墟，扒开扭曲的铁皮和焦黑的墙板，直到发现了一只军绿色的袖口，袖口边缘粘着凝固的血迹。
所有人停住了。
他们小心翼翼地扒开上面的水泥块，终于露出了被压垮的总机操作台残骸。设备散落一地，铜线裸露，值班椅被砸断成两截。她的上身半伏在面板下，脸朝地，右臂仍保持着操作姿势。
电话塞绳缠在她的手臂和嘴角之间，其中一根已经断裂，另一根则仍被她紧紧咬住。
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抬出她的遗体，仿佛怕打扰她正在酣睡的梦。
她的双眼紧闭，表情平静得近乎安详。胸前的挎包已经扁了，里面的物品凌乱却依旧可见：一叠饭票、一块皱巴巴的毛巾、一支钢笔，还有一本小小的笔记本。
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格外清晰：“3:42 地光，强震前兆，备用方案启动中。”
那是她留下的最后一条记录。
她的死讯很快通过幸存的官兵口头报告到了空军通信系统。最初，上级得到的信息只是“总机女兵值班牺牲”这几乎模糊的消息。直到一周后，电讯调度中心复核信号轨迹时，才发现她的操作直接导致了关键警报通道的激活。
她不是一名普通的战士。她是唐山地震中，牺牲并完成战时任务的唯一通信兵。
空军政治部决定追记她一等功，并特别授予她“战时英模”的称号，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1986年，唐山地震纪念馆落成。
在“特别英模人物”展区的第二层右侧，展柜里陈列着她的遗物：那段烧焦的耳机线、一块破损的操作键，还有她那本残破的值班日志。
最初的英名录中并未有她的名字。原因是她属于空军部队系统，未被归入唐山地方抗震救援队伍之中。
直到2006年，纪念馆的英名墙才将她的名字——高东丽，补刻在“通信岗位牺牲人员”的第11排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
